我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人，1957年从昆明农校作物培训专业毕业，怀着到艰苦的地方来锻炼，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的激情，愉快地服从分配到耿马县工作，现已退休。在职期间，我工作不离“农”，身不离“专业”，长期从事农村工作。1974年，为了使已建的耿马糖厂甘蔗能“吃饱”，组织上调我到糖厂组织原料生产，由此与“甜蜜的事业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经过蔗区各族干部、群众和农技人员的共同努力，我县蔗糖生产持续稳定增长，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。1974年全县甘蔗面积5561亩，产量5606吨，平均单产1吨。1980年到10051亩，22400吨，单产2.2吨；1988年又增到55999亩，231906吨，单产4.14吨。耿马糖厂1971年建成后，11年吃不饱，1980年以后随着甘蔗生产的发展，由日榨350吨，扩建为500吨，后又扩建成1500吨。1984年新建了耿马华侨农场糖厂，1988年至1989年榨季全县白糖产量达20291吨（其中华侨农场糖厂产7628吨），全县1988年蔗糖工农业产值5319万元。其中蔗农收入1971万元，糖厂实现利润366万元，在上述蔗糖事业的开拓和发展中，我有幸参与其中，做了应该做的工作，傣族群众称我为“怀贺”（汉语意为种蔗的带头人）。

一、宣传群众，组织群众

发展甘蔗生产，只有各级干部群众认识甘蔗生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才能达到发展的目的，而要使群众认识它，光说不行，还要做出样子给大家看。于是，我们选择了贺派乡的贺派、么路新寨两个傣族合作社作试点，帮助总结他们解放以来只种粮食，想富也富不起来、变化不大的教训，广泛宣传种甘蔗能致富，并在种植上进行技术指导和具体帮助。由此，贺派社甘蔗面积由1978年的62亩，增加到1986年的310亩，人均1亩多，入榨甘蔗由1978年的188.4吨增加到1986年的1480吨，9年时间甘蔗收入35.9万多元，户均8997元，40户人家已有39户建盖了新瓦房，家家有晒场，寨子里修起水泥路，5户买了彩电，生产生活有了显著的变化。“百闻不如一见”，为了扩大宣传，动员更多的干部群众重视甘蔗生产，县领导支持和同意我的建议，于1981年七、八月份趁各乡召开“三干会”的机会，组织原耿宣区、城关镇的乡、社干部和农村党员600多人到贺派现场参观。大家看到了他们从甘蔗生产中尝到的“甜头”，震动很大，提高了认识。1982年我又建议组织蔗区干部和县级有关部门共42人到德宏州参观学习。通过多次参观学习，干部群众逐步认识到蔗糖生产是开发耿马热区资源，把自然优势变为经济优势的一大产业，是我县重要的经济支柱。

随着甘蔗生产的发展和蔗农收入的增加，又促进了经济建设，边疆耿马面貌在改变，各族群众喜气洋洋，高兴地说：“现在看田野甘蔗多，看村寨瓦房多。”傣族蔗农深有体会地说：“若要富，要靠甘蔗来帮助。”经过艰苦、长期的各方面的努力，傣、佤、拉祜各民族蔗农从过去认为“政府要我种”转变为“我要自己种”的飞跃，耿马糖厂蔗区范围由1983年的18个行政村、203个社、3557户，扩展为1989年的24个行政村、250个社、6505户，户均种蔗6亩。

二、执行政策，到户到人

党的政策，只有落实到群众中，才能转化为生产力，成为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，这是一件十分细致，非常艰苦的工作。但是，再苦再累，只要对蔗农有利，我都心甘情愿去做。我在糖厂工作的10年，从发动群众种植甘蔗，技术指导，到组织砍运甘蔗入厂，以及政策落实等，我都亲自参加，亲手去搞。那时出差要靠自行车，我们到乡村宣传政策、推广技术，按交通路线一般是兵分三路，和群众劳动在一起、学习在一起、吃住在一起，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，每次都需要1个多星期才能回来。1983年至1984年榨季，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2点，一直忙了150天，把政策落实到3557户蔗农手中，让群众得到实惠，取信于民。为此，傣族蔗农亲切地称我是“召怀”（甘蔗官），有的又叫我“甘蔗老马”。1984年以后，实行综合价，政策上又实行“开荒种蔗补助”“良种调运补助”“样板奖”“增产奖”“秋甘蔗补助”等，年年坚持把政策落实到户。用政策的力量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，提高了蔗农热情，全县甘蔗生产获得突破性的进展。

三、钻研技术，普及推广

耿马蔗区大都是旱地甘蔗，由于出苗差，有效茎数少，刚开始发展甘蔗种植的10多年单产一直在1至2吨间徘徊。为了摸索提高单产的措施，我自学农业大学甘蔗栽培的课程，对甘蔗有关技术的杂志进行钻研。省、地每年多次召开有关甘蔗科研、生产的会议及全国性的专业会议，我都积极参加，把它当作学习技术、学习政策的好机会。另一方面，我深入实际，跑遍了耿马坝种蔗的村村寨寨，调查甘蔗出苗情况，定点观察甘蔗的生长速度。为了研究耿马坝的气候与甘蔗生长的关系，我系统收集了县气象站建站以来的逐旬气候资料，综合研究后发现，耿马年平均气温18.8℃，年雨量1323毫米，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开始时蔗苗伸长较迟，伸长盛期生长速度较慢，冬季基本停止生长，造成甘蔗长不高。因此，要达到甘蔗高、粗、大，发挥单株重量的增产潜力比较困难，只有在发挥单株重量的同时争取较多的有效茎，单产才能提高，产生了“以密取胜”的想法。1978年，我和地区蔗糖办曾宪均同志在田间调查中看到，允捧社傣族种的甘蔗，出苗整齐，亩有效茎数多、单产高。据了解，他们的做法是：甘蔗沟挖得深，种苗摆在板土上，先放种，再施农家肥，到看不见种苗为止。再盖细潮土2至3寸，挖一沟、种一沟，抢墒下种，使我深受启发，把它总结为“深沟深种板土栽培法”。我进行研究后发现，这是根据耿马坝雨量多，土层深厚，土壤含水量充足的特点，是旱地甘蔗出苗多的有效栽培办法，因为“种苗摆在板土上”是利用土壤的毛细管作用，将土壤深层水分为种苗所吸收，有利甘蔗出苗。此后，我们多次在允捧寨召开现场会，进行总结和技术培训，推广了这项种蔗新技术，为耿马宜蔗荒地找到了提高甘蔗单产的有效途径。

经过多年田间调查、试验和研究，我提出了提高甘蔗单产的“十改”栽培措施，坚持办甘蔗样板，按“十改”措施的要求种植，甘蔗样板的面积逐年扩大，由1981年的1032亩，增加到15000亩，同时坚持推广良种。这样，使甘蔗的平均亩产由1980年的2.2吨提高到1988年的4.14吨，最高单产可达16.2吨。

四、培育人才，团结进步

在边疆民族地区，发展社会生产力，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人才缺乏，劳动者素质低，只有培育人才，才能有效提高生产力。为此，在日常工作中，我十分注意向各民族群众传播科技知识和管理技术，培养少数民族科技人才。无论是下乡蹲点，蔗田检查，还是开现场会，我都无保留地将甘蔗的种植、管理及提高单产和糖分的技术传授给傣族、佤族及其他民族的蔗农。我每到村寨，以传播技术为乐，看到兄弟民族蔗农听懂了、学会了、照着去做了，心中的成就感、幸福感油然而生。现在甘蔗平均单产提高了，总产量增加了，表明兄弟民族技术提高了。十几年的奔波，自己付出了代价，虽然我爱人是大学毕业，我是中专毕业，但我们经常下乡，对3个孩子缺乏应有的辅导，他们当中只有一个高中毕业生，我内心感到遗憾。但看到兄弟民族技术的提高和进步，自己又感到莫大的欣慰。到90年代，我县已有一支由各民族组成的，有一定经验的技术队伍，共57人，其中佤族13人、傣族11人、拉祜族2人、回族1人、白族2人、汉族28人，他们分别工作在县糖办、县甘蔗技术推广站、糖厂农务科或担任专职干部、辅导员。我的责任主要是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大家，团结一致共同搞好甘蔗技术服务工作。每年春秋植蔗下种，田间管理，12月榨糖会及新技术推广都要召开现场培训会，这已经成了我们的工作制度和主要工作方式，每年都要培训1100至1600人次。

现在我已退休，回忆过去，在“甜蜜的事业”上的付出和收获，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。